周呈祥和那個年代大部分人一樣，周呈祥的一家人靠種地維生。因為家里窮，周呈祥只上過三年學，15歲起在包頭市東河區財神廟街雜貨鋪當學徒賣山貨。帶著對久遠歷史的回顧，記者采訪了周呈祥。
問：您賣貨一直到哪年？
周：15—19歲，1953年正式進入公司，干勤雜工，擔水、燒鍋爐、測量什么活都干。
問：進公司時是什么樣的條件？有廠房了嗎？
周：哪有廠房，白天搞測量，晚上不一定在哪睡，我們在馬路上，汽車過來給我們送飯，我們就坐在汽車邊上吃飯，晚上就在牛圈馬圈睡覺。
問：您當時知道公司是生產什么的嗎？
周：不知道，那時候講保密，誰也不跟誰說。有一次東河老爺廟鐵匠鋪打鐵時，把地里埋的炮給點著了炸死人了，公安局打電話找我們郝隊長去查，我說咱們到底是干啥的、啥單位，鐵匠鋪的事兒怎么郝隊長去查？
測量廠房、廠址和家屬房的時候隊里有專業的技術人員，我們就是幫著舉旗打樁。測量的時候有水平儀，放在那當地的老農民要看這個東西，當時古人傳說南蠻人取寶，這個人要看，那個人也要看，以為蓋廠房是來取寶的，都要看那個鏡子（水平儀）。當時選址選了三處，趙家店、哈業胡同、二道沙河，最后選定了現在的廠址，是中央來的領導定的。
圖紙繪好后，樣品郵到北京，1955年開始蓋，先在公忽洞蓋了兩排房子，上下班吹號，從太原、齊齊哈爾、重慶、西安各地來了很多人，有的帶著家屬。又在老樓房那兒蓋了兩棟樓房，蓋的過程中朱德來了，他來了看完回去后我們這就停工了，停了兩個月后改圖紙，原來都是要蓋樓房都改成蓋平房。
問：為什么要改呢？
周：當時不知道，咱們也不敢問，后來慢慢好像說和蘇聯有意見了，就都改成平房了。一機集團也是，蓋了一半就都不蓋了。但我們在老樓房蓋了兩個街坊家屬區。
問：蘇聯人來時您接觸過嗎？
周：接觸過，那會兒我已經當了管理員了。
問：什么管理員？
周：行政處管理員，大概1956年2月，蘇聯專家在二樓，有三個服務人員跟著，都是我買的紅茶、紫煙、蘋果招待他們。
問：當時咱們招待蘇聯人是不是都是用的最好的？
周：人家吃飯不在咱們這吃，在東河有個賓館，每天小車接送。原來打算建一個招待所，所有蘇聯專家都來吃住，我們從哈爾濱買回沙發、地毯、冰箱、臺燈、烤面包的東西，什么都是高級的，花了10萬塊錢，我活這么大頭一次見，后來交給昆區一個招待所，咱們就不建了。
問：您后來一直在行政處嗎？
周：我1958年去了工具處，我也沒技術就干的鍛造工。干了三年，他們說你歲數大了，28歲都是六七級工你還是三級工，快去干別的吧。后來就去干配套，我們加工出來的刀具模具送給人家加工車間，我后來又去了706車間當燒結工。
問：當時生產什么？
周：那會兒還沒有產品，都是輔助配套，外面買不上的件咱們自己生產。
問：您在706車間做這些配套件一直到退休嗎？
周：后來也不做了，就去706當庫房保管一直到退休。
問：中蘇關系惡化對咱們的生產有影響嗎？
周：他們走了咱們做了些改進，因為當時蘇聯人的東西咱們不能隨便改，蘇聯專家定好的東西不經過他們批準要動了那是現行反革命。有一個咱們公司的工程師，上海畢業的，那個人很進步，是團支部書記，自己改進了圖紙。有人說這是犯法的，他就說，蘇聯人走了咱們就不干了？這是我們的廠子，他就改了。結果就把他弄成反革命，掛著牌子全廠繞了一圈，也就24、25歲，蘇聯專家走了又給人家平反了。
問：大家都是步行上班吧？騎自行車的是不是也很少？
周：我們工段50多個人只有三四個有自行車，七級工才有車子，六級、五級工都是走著。我們一個支部有200來個人，給了三輛自行車票，都去抓鬮，結果給我抓了一輛自行車。我那會兒的工資只夠生活哪能買自行車，我問師傅怎么辦，師傅讓我買。一輛車子130元，我跟師傅借了100。車子還是扛回來的，部件是全的，自己回來找人組裝。
那會兒汽車不多，咱們國家生產的解放牌汽車第一次給了30輛，敲鑼打鼓迎接回來，那了不得了，底下的工人很自豪，雖然我們沒開上，也沒坐上，但工人們都感到很威風，說國有軍工企業真牛。
問：那時候您的工資和包頭市里其他單位比怎么樣？
周：我那會兒工資不算低，中等吧，1958年我二級工43塊錢，到二級工就沒再漲，后來過了好幾年才漲到50多。我們的工資比市里高，一級工37，二級工43，三級工51，四級工60，五級工72，六級工84，七級工103，八級工是118，再上就是技師125。
問：您和吳運鐸有過接觸嗎？
周：有，我在行政處，他那會兒不叫廠長叫專家，大家都叫他吳專家，很好說話，他經常作報告。他作報告四個小時準時能講完，也不拿稿子，就祥說評書似的，我說你那時間正好，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說我都寫了很多遍，寫出來又修改的，已經記住了。那會兒開會的時候下面聽報告的寫紙條提問，國際問題啊，這問題，那問題，他當時就能回答出來，我說他小問題回答，大問題也敢回答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說，我知道的我回答，不知道的有《紅旗雜志》，看了雜志后再回答。
